程怡钢和庞中元做的事,都与他们祖上有关,他们的祖上,是晋商。 晋商,通常意义是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。
作为当时的十大商帮之首,他们经营盐、茶、票号等商业,有“纵横欧亚九千里,称雄商场五百年”的美誉。 山西商人的活跃,古代文献多有记载,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。 至清代初期,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,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,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。
有清一代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,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。
当年,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,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。
这些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,成为“汇通天下”的主力军。
漫步如今的平遥古城,仍然可以看到街旁林立的票号总部,感受彼时“中国华尔街”的盛况。
为了打破“富不过三代”的怪圈,晋商创造了一些优秀的经营理念和制度,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晋商常葆生机的重要秘密。
当时金融业的管理,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。 面对如此自由,山西商人却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,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,在无序中求得有序。 其中的“东掌制”尤为关键,这是一种严格的“两权分离制度”。 基本上全员皆是股东,且经营权和所有权严格分开,甚至比今天还要彻底。 商号中,东家出钱,称之为“银股”,掌柜和员工则占“身股”。
掌柜作为职业经理人全权负责经营事宜,订立合约,东家不得干涉。
财东老板除发现掌柜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,平时不能干预。
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,并划出明确等级,收入悬殊,定期考察升迁。
“约得很死,很多合约中,财东平时都没有资格来企业,只有过年来拜个年,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晋商的老照片都是正月初一拜年时照的。
”平遥县政协常委、平遥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郝新喜说。 而有股份的员工占到员工的8成以上,大掌柜一般有1到股。
“但是不能小瞧这1股,以辉煌时的日升昌为例,三年一股的分红约17000两白银,当时一个县令一年才140多两,职业经理人的收入近乎县令的百倍。 ”郝新喜说。
晋中当地的优秀人才基本全涌进了商业,“学而优则商”。 平遥至今还流传着8个秀才不去考科举而进票号当伙计的故事,并有“秀才进票号——改邪归正”的歇后语。 不参与经营的东主们,为了防止无事生非和堕落成寄生虫,许多转而从事了艺术。
许多“大少”“二少”成了造诣高超的艺术大家。
晋商的诚信体系也值得称道。
山西许多票号起家时实力并不雄厚,如协同庆票号初设时资本仅有白银36万两,不足日升昌银本的十分之一,只有天成亨票号的二分之一。
如此之少的本金开银行,简直开玩笑。
然后期协同庆票号分庄遍布全国,达33个,以资金周转快,业务吞吐量大,获利甚多,令其他票号惊讶。
著名票号改革家李宏龄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中评价协同庆:“其以区区万金,崛起于咸丰末叶,得人独胜者,厥惟协同庆一业。
”“晋商在做生意中,更多考量的是在这个体系中的人品人格,山西商人思想体系体现起来的实际上就是诚信。 ”郝新喜说。
晋商已成往事,但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仍有不少值得今人总结弘扬,晋商的后人们仍在祖先的土地上生活。
程怡钢和庞中元们所做的,就是追寻先人足迹,试着续写前辈的故事。 晋商的大院文化,则成为山西旅游文化中的重要板块。
1997年平遥古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,古城内破败的院落不断被修缮,钱庄、票号旧址成为人们观光打卡的地方,旅游业有声有色,去年旅游人次达到1700万人,实际游客四五百万人。
责任编辑:冯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