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怡钢和庞中元做的事，都与他们祖上有关，他们的祖上，是晋商。 晋商，通常意义是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。

　　 作为当时的十大商帮之首，他们经营盐、茶、票号等商业，有“纵横欧亚九千里，称雄商场五百年”的美誉。 山西商人的活跃，古代文献多有记载，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。 至清代初期，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，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，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。

　　 有清一代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，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。

　　 当年，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，分号总数增加到367个。

　　 这些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，成为“汇通天下”的主力军。

　　 漫步如今的平遥古城，仍然可以看到街旁林立的票号总部，感受彼时“中国华尔街”的盛况。

　　 为了打破“富不过三代”的怪圈，晋商创造了一些优秀的经营理念和制度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 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晋商常葆生机的重要秘密。

　　 当时金融业的管理，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。 面对如此自由，山西商人却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，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，在无序中求得有序。 其中的“东掌制”尤为关键，这是一种严格的“两权分离制度”。 基本上全员皆是股东，且经营权和所有权严格分开，甚至比今天还要彻底。 商号中，东家出钱，称之为“银股”，掌柜和员工则占“身股”。

　　 掌柜作为职业经理人全权负责经营事宜，订立合约，东家不得干涉。

　　 财东老板除发现掌柜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，平时不能干预。

　　 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，并划出明确等级，收入悬殊，定期考察升迁。

　　 “约得很死，很多合约中，财东平时都没有资格来企业，只有过年来拜个年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晋商的老照片都是正月初一拜年时照的。

　　 ”平遥县政协常委、平遥古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郝新喜说。 而有股份的员工占到员工的8成以上，大掌柜一般有1到股。

　　 “但是不能小瞧这1股，以辉煌时的日升昌为例，三年一股的分红约17000两白银，当时一个县令一年才140多两，职业经理人的收入近乎县令的百倍。 ”郝新喜说。

　　 晋中当地的优秀人才基本全涌进了商业，“学而优则商”。 平遥至今还流传着8个秀才不去考科举而进票号当伙计的故事，并有“秀才进票号——改邪归正”的歇后语。 不参与经营的东主们，为了防止无事生非和堕落成寄生虫，许多转而从事了艺术。

　　 许多“大少”“二少”成了造诣高超的艺术大家。

　　 晋商的诚信体系也值得称道。

　　 山西许多票号起家时实力并不雄厚，如协同庆票号初设时资本仅有白银36万两，不足日升昌银本的十分之一，只有天成亨票号的二分之一。

　　 如此之少的本金开银行，简直开玩笑。

　　 然后期协同庆票号分庄遍布全国，达33个，以资金周转快，业务吞吐量大，获利甚多，令其他票号惊讶。

　　 著名票号改革家李宏龄在《山西票商成败记》中评价协同庆：“其以区区万金，崛起于咸丰末叶，得人独胜者，厥惟协同庆一业。

　　 ”“晋商在做生意中，更多考量的是在这个体系中的人品人格，山西商人思想体系体现起来的实际上就是诚信。 ”郝新喜说。

　　 晋商已成往事，但晋商创造的商业文化仍有不少值得今人总结弘扬，晋商的后人们仍在祖先的土地上生活。

　　 程怡钢和庞中元们所做的，就是追寻先人足迹，试着续写前辈的故事。 晋商的大院文化，则成为山西旅游文化中的重要板块。

　　 1997年平遥古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，古城内破败的院落不断被修缮，钱庄、票号旧址成为人们观光打卡的地方，旅游业有声有色，去年旅游人次达到1700万人，实际游客四五百万人。

　　 责任编辑：冯明。